学人︱温儒敏：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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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

温儒敏

一

从作品与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现场感

　　我们已经对郭沫若的《女神》及其文学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，这里准备换一个角度，谈一谈对郭沫若的不同评价，也涉及到经典的阅读与评价问题。我们知道，郭沫若的《女神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，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，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的最高成就。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主要是由《女神》奠定的。但据我所知，现在一般年轻的读者，对郭沫若作品不会有很大的兴趣，评价也不一定高；而另一方面，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。我们把这种现象，称之为“两极阅读现象”。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读法：一种是“文学史读法”，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，确定其特色、价值、影响与地位。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，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以及其他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的。有一种学术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“鲁郭茅，巴老曹”，不一定准确，但也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。这也可以说是“专业的读法”。另一种读法，则是“非专业读法”，一般比较偏重个人的或行时的审美趣味，注重作品本身，不太顾及“历史的链条”。因此象《女神》这样时代性很强的经典作品，而今已事过境迁，有了历史的隔膜，读者就比较难于唤起大的阅读兴趣；加上社会上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或苛求，也会影响到“非专业阅读”的评价，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就不高。就文学接受而言，无论专业非专业，都有其存在的理由，也不好轻易评判其高下。然而当今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或大学的讲台对郭沫若甚表称许，而一般读者，甚至就是听课的青年学生，却对郭评价偏低，或者不感兴趣。这就形成“两极阅读现象”，值得正视和思索。

　　 作为专业的研究，或者在课堂上讲文学史，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：如何消除对于经典的隔膜，特别是象《女神》这样本来时代感特别强，而今已经是“事过境迁”的经典？

　　 “专业阅读”的评价与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感觉存在大的差距，也可能是专业评价本身有问题。以往对《女神》的评价，大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。一是思想内容方面，即考察《女神》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，如何代表了五四的声音，等等。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，以及对郭诗中“自我抒情主人公”形象的分析，都特别注重思想和内容的倾向 。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，理解作品的内涵价值，却未必能充分说明《女神》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读者的欢迎，又何以能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史经典。其实，《女神》是诗，诗歌是主情的，很难说在思想内容方面能提供什么深刻的东西。若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，五四读者大可不必从诗中去求觅；而且类似某些论者后来从《女神》中所归纳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题，在五四当年的各种激进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。可见《女神》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。

　　 那么，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，就可以对《女神》的影响做出完满的解析呢？也不一定。以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《女神》形式上的创新，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的贡献，这是有根据的。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，“郭式自由诗”自然是重要的一环。但谁也不能否认，富于独创性的《女神》毕竟又还比较粗糙，形式上并不完善。郭沫若开一代诗风，《女神》成了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，然而郭诗那种绝对自由的写法，也给新诗带来散漫的负面影响。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论评，虽然可以自成一说，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学价值，却仍然未能充分解析《女神》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。现今一般“文学史的读法”都想尽量复原《女神》在当年的精神和影响，因目光多限于主题思想和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，缺少历史的现场感，终究难于感受其独特而巨大的艺术魅力。同样，一般读者也是由于事过境迁，而专业的解析又不能补给他们历史的现场感，他们也就难于体验《女神》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，甚至对这样一类经典“敬而远之”，不感兴趣。

　　 所以要真正欣赏《女神》，了解其独有的不可重复之美，应当从作品——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现场感，理解当年《女神》热的原因，而不是局限于对文本的分析。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，《女神》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，反过来，五四读者的情绪和想象力又在接受《女神》的过程中重塑《女神》的公众形象；或者说，《女神》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，才最终达至其狂飙突进的艺术胜境的。《女神》独特魅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下的普遍阅读心态和读者反应。《女神》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的青年读者所共同完成的。

　　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《女神》，如果不是满足于了解一些文学史上通常的定论，诸如思想、诗体之类，而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涵义，读懂其时代审美特征，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《女神》同一时代的读者接受状况。因此，读《女神》，特别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点的代表作，最好采用三步的阅读法，即：第一步直观感受，第二步设身处地，第三步名理分析。“文学史读法”往往偏重于“名理分析”，非专业阅读则多是停留在“直观感受”，一般都不大注重还原历史氛围的“设身处地”；而对于象《女神》这样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品，不尽量“设身处地”反顾历史现场，消除历史距离带来的隔膜，就难于领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，也难于解析那些文学史经典成功的原因。所以，读《女神》最好是把三步阅读结合起来，这大概也是除去“两极阅读”偏颇的办法。下面不妨做一些阅读的实例。

　　我们可以举《天狗》为例，看看怎样去进行“三步阅读”。先读一遍《天狗》，大家先抛开一切既有的结论或看法，完全投入，努力去获得第一印象：

我是一条天狗呀！

我把月来吞了，

我把日来吞了，

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，

我把全宇宙来吞了。

我便是我了！

我是月底光，

我是日底光，

我是一切星球底光，

我是X光底光，

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总量！

 我飞奔，

我狂叫，

我燃烧。

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！

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！

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！

我飞跑，

我飞跑，

我飞跑，

我剥我的皮，

我食我的肉，

我吸我的血，

我吃我的心肝，

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，

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，

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。

我便是我呀！

我的我要爆了！

　　初读此诗，如果全由直觉感受，第一印象便是狂燥、焦灼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；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，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，憋得难受，渴求自我扩张，简直要爆炸了。我们不急于分析这种“第一印象”，最好转入第二步，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“五四”时期，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，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，非常自信，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；但同时又很迷惘，不知“改造”如何着手，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、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；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，却远未能获得，因而一方面觉得“我”很伟大，威力无穷，另方面又会发现“我”无所适从，这便产生焦灼感，有一种暴躁的心态。这些只是“设想”，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“五四”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身处地，暂当“五四”人，若如此来读《天狗》，便感同身受，比较理解诗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。接着可再转入“名理分析”，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，最好还是感受《天狗》所形成的整体氛围，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，是充溢于《天狗》之中的“气”。这种“气”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绪、丰富的想像，以及诗的内在节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“五四”时代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躁感，一读《天狗》便如同触电，能在那种“气”中沟通，沉醉，宣泄。如果在设想在特定时代的阅读“场”中去感触把握《天狗》的“气”，分析就不会流于零碎、僵化，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—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，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。

　　《女神》中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、太直、太坦露，是很粗糙的。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，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，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么批评的。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开来考究，而是着眼于“气”的整体审美，那么这些“粗糙”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。例如《晨安》一诗，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，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“晨安”开头，非常单调，而且用词粗放，不加纹饰，似乎全不讲求形式。初读起来甚至刺耳，让人感觉怪异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，就是要造就这种效果。他曾说过：“诗无论新旧，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，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” ，又说：“我所写的一些东西，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，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” 。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，一种追求坦直、自然、原始的形式；以“不像诗”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，有意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，造成审美的逆差。“五四”时期处于大变动，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，反精美、反匀称、反优雅成为时尚，所以类似《女神》中《天狗》、《晨安》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。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、霹雳舞，也以反精美、反优雅为时尚一样。如果对《女神》的形式作如此读法，着眼于其“气”的整体审美效果，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，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。

　　《女神》的主导风格暴躁凌厉，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 ，影响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躁凌厉之“气”的。结合读者反应来看《女神》，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，或可称为能量释放，一种渇求个性解放的能量。《女神》主要不是提供深刻，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绪宣泄。“五四”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，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（如鲁迅的小说），需要伤感愤激（如郁达夫、庐隐的作品），需要天真纯情（如冰心的诗和小品），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。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，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。这样的读法，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《女神》这样的经典；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，得不到后人的认同。当今读者郭沫若诗歌不欣赏、无兴味的原因，主要也是“时过境迁”。当今已不再有“五四”那样的新鲜、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“气”，不再有“社会青春期”的氛围，在一般“非专业阅读”的层面上也就较难欣赏《女神》这类作品。然而文学史家说明历史，就必须体验和理解历史。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，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，因此，适当关照作品—读者之互动互涉的“场”，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。

二

天才与凡庸交织成郭沫若的一生

　　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，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。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，反感他的立场多变。然而如果由《女神》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，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，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。

　　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，但也有凡庸的一面，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。惟其是天才，又出了大名，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目，人们容易苛求。在他的前期，主要是“五四”时期，天才表露多，几乎极至，是“至人”，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，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；三、四十年代以后，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，扭曲，凡庸就更突出。郭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，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；而当他转向从政时，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尴尬，俗气。不能简单断言从政=庸俗，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（或从事别的事业）才容易表露凡庸。遗憾的是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。

　　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闯过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。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，学者深稳崇峻，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，波涛汹涌，热情奔放。

　　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，或文艺型，热情、冲动、活跃，多变是其重要特点。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。他自己说，写《女神》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，他如同奔马，冲动得不得了，写完后如死海豚；灵感来时，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，浑身发烧发冷。 这都证明，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。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追崇天才、灵感、直觉的，所以他总认为诗是“写”出来的，并非“做”出来的。他还说：“诗人的心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，没有风的时候，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，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；一有风的时候，便云翻波涌起来，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。这风便是所谓直觉、灵感。起了的波浪便高涨着的情调。”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，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灵感。《女神》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，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，不一定深刻，却真切感人；虽然粗糙，却更显坦成。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。

　　三十年代“革命文学”论争中，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，鲁迅反击时称郭为“才子+流氓”，并鄙夷其所谓“创造气”。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。但冷静地看，也还不失中肯。郭沫若的确富于“才子气”，浪漫、叛逆、爱独出心裁。如果再深入分析，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、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。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“考榜风波”，他本来在24岁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，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。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，促成其叛逆的、破坏性的心理倾向。此外，由家庭包办的“黑猫”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，甚至想自杀，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，才振作起来，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，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。 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，并不断地作为“情绪原型”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。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，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，并影响到创作。郭沫若很早熟，七八岁就发育了，性意识过早觉醒，所以很小喜欢浪漫主义作品，养成热情、敏感、多变的心性。另外，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，留下耳聋的后遗症，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，激发“超验”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，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。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，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，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。

三

郭沫若多变的创作道路

　　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。第一段落是“五四”时期。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，以《女神》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，震醒了一代青年，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，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，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，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。这当然跟“五四”时期特定氛围有关，那种宽松、自由、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。

　　第二个段落是三、四十年代，郭沫若变为“诗人—社会活动家”。由“文学革命”、“两个口号”论争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，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。他的创作告别了“五四”时期那种朝气，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，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。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，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，甚至也是必要的，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、文艺型性格。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、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、束缚，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《屈原》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，但总的来说，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。

　　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，郭身居高位，杂务缠身，虽仍不时动笔，但多为应制之作，艺术上不足观。

　　综观郭沫若的一生，前后期有很大变化，但郭主要以诗名世，是诗人、文人，并非政治家。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。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，应着眼于其诗，特别是《女神》等早期诗作。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，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，此“趋时”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，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。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，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，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，这就很难能可贵了。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，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，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，我们应当承认，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，理解和珍惜《女神》等“五四”文化遗产，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。

原载《中国文化研究》，2001年春之卷

坂井洋史老师主题讲座——郭沫若早期文学观重探

将于2017年6月25日14:00在大隐精舍（重庆南路308号）开讲

编辑：张瑞琪